周邦憲
（ 一 ）
2015年，拙譯《複魅何須超自然主義》問世後，作者格裏芬問我，願否翻譯他的一本新著《史無前例的生態危機》，我猶豫再三終于答應了。
我之所以猶豫，有兩個原因。一則是繼《複魅》一書後，我想接著翻譯查爾斯•哈茨霍恩的幾部哲學著作，以便給中文讀者提供一個過程哲學的全貌：懷特海—哈茨霍恩—格裏芬。二則是，本書不是一部過程哲學的著作，與我原初的翻譯計劃不合。但思之再三，還是答應了。原因也有二。一個原因是，格裏芬在本書中提出的生態問題與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這正是當前的熱門話題，何妨讓讀者了解一下一個過程哲學家對此的看法呢？事實上，他並非一個象牙塔裏的哲學家，他對現實的強烈關懷早已使得他的聲名超越了哲學界，乃至他被提名爲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另一個原因則是：過程哲學研究中心的王治河博士告訴我，格裏芬已患癌症數年，近來的狀況不太好，這部書很可能就是天鵝的絕唱。
（ 二 ）
自工業革命以來，地球的能量便逐漸失衡，即它從太陽接收的能量，大于它所釋放的能量。之所以如此，是因爲人類大量地使用化石燃料，釋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這些溫室氣體阻止了地球熱量的釋放，造成了地球的暖化。
據研究稱，截止18世紀的工業革命，大氣層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是百萬分之275（275 ppm.），而到2014年，這一含量已上升到401.30 ppm. 。這個含量引起的氣候變化已經帶來了一系列的災難：淡水短缺，海平面上升，幹旱，風暴，以及隨之而來的氣候難民 ….. 長此以往，這可能導致整個生態系統的崩潰，我們的子孫後代會生活在一個極不宜居的地球，甚至，極而言之，人類這個物種會滅絕。
那麽，到底把這個含量維持到什麽程度才算是合適的呢？對此，科學家之間聚訟不已。有人說，450 ppm. 就可使溫度的上升維持在安全的攝氏2度以下，有人則說，攝氏2度遠不安全，因爲溫度只要上升攝氏1度便可融化北極。後來，氣候科學家們逐漸認識到，用二氧化碳在大氣層的濃度作爲衡量氣候變化的標准是不准確的，因爲從二氧化碳的聚集到氣候的變化，兩者間有一個滯後期，也就是說，即便達到某一濃度，它也不是立竿見影地就影響到氣候。與其用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濃度作爲衡量氣候變化的標准，不如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總量。換言之，二氧化碳排放的總量應控制在一定的程度，猶如家庭或國家的預算：世界必須在一定的碳預算下運行！2013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小組”認可了這一預算方法。
（ 三 ）
但是，盡管科學家們發出生態危機的警告已30多年了，各國政府，主要是發達國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卻少有作爲：
1989年，工業化國家的很多政府在荷蘭召開了一次部長級會議，原打算到2000年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穩定下來，但美國和日本卻拒絕作出任何具體的承諾。結果，該會議僅僅泛泛地提到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基本上是無果而終。
第一個地球日的主席，丹尼斯•海因斯，曾在1990年的地球日說：“時間越來越少，如果我們不打算越過某些環境的臨界而遭逢災難，我們最多還剩10年的時間可采取一些舉措。”
然而，20多年過去了，人類減少碳排放的努力幾乎無實質性的進展——
在世界氣象組織的第二次世界氣候大會上，一些政府想讓工業化國家承諾，在2000年將二氧化碳的排放維持在1990年的水平，但由于美國的再次固執，大會宣言中關于碳排放的目標又是空泛模糊的。
1992年，聯合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制定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議通過。雖然它的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維持在一定水准，但該“框架條約”卻並無具體的目標或最後期限的規定。
1995年的柏林大會略有進步，它重申了發達國家應帶頭減少碳排放量的原則，提出，發達國家在2005年前應將碳排放量降低到比1990年低20%的水准。但大多數的發達國家也要求發展中國家作出承諾。
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過了《京都議定書》。美國于1998年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2013年布什政府卻拒絕批准它，理由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但衆所周知，美國人口僅占全球人口的大約4%，而其碳排放量卻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
2007年的巴厘大會提出了2020年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但也因爲美國的反對而僵住了。
2012年，在地球峰會20年之後，聯合國在裏約又組織了一次全球性的環境會議，“裏約+20峰會”。但該會發布的文件卻被人稱爲“283段空話”，因爲它“什麽措施也未采取”。
（ 四 ）
有的科學家認爲，面臨風險而不作爲，是由于愚蠢。其實真正的原因應該是：利益集團對自己眼前利益的關懷超過了對人類長遠利益的關懷。正如作者所說，是實利主義戰勝了科學。所以根本的問題是一個道德倫理的問題，是一個是否尊重他人基本人權的問題。像馬爾代夫這樣的國家眼見得就要被海水淹沒了，發達國家難道還忍心肆無忌憚地排放二氧化碳，進一步促使海平面的上升，置小國的基本生存權于不顧？
關心氣候的倫理學家和活動家還提出了一個代際公平的問題：我們的子孫後代同樣有享受一個宜居地球的權利。維護好地球，維護好地球上的生命，這是“人類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倫理和實際問題 ”。我們當代人不能以“我死之後洪水滔天”的心態，對地球的資源竭澤而漁，留給後代一個瘡痍滿目的世界。
雖然全球倫理的觀點很容易引起共鳴，甚至利益集團內的人，在理性上承認它也不難，然而，正如像當初美國的廢奴運動一樣，單是道德的論據尚不足以使環保主義成功。有的利益集團，可以僅僅爲了使自己“比今天更富裕2%”，就不惜“將巨大的氣候風險強加給生活在這個世界的後代”。所以，純粹靠道德說教是行不通的，必須有“技術上的進步”。各種清潔能源，太陽能，風能，海洋能等等，就是環保主義技術上的支撐。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新能源到底是取代髒能源的替代手段呢，或只是增加能源的新方法。如果新的來了舊的又不去，地球的命運仍然岌岌可危。
能源的這種革命性的轉換本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如今，循規蹈矩的做法已不足以挽救地球的命運，因爲“以美國爲首的國際社會起步已經晚了”。所以作者號召二戰時那樣的、政治領導人和媒體打頭陣的全民總動員。
（ 五 ）
歐洲著名自由撰稿人理查德•福克說，“如果你只能選讀一本有關氣候的文獻，那麽就請選這本。”他之所以這樣說，我想有一個理由就是：本書不僅有言簡意赅的哲理分析，而且引證的資料翔實，一卷在手，涉及氣候變化的各種專業都一覽無余：天文地理，冰山海洋，石油電力，…… 幾乎無所不包。由于涉及的專業較多，也給譯者帶來困難，譯文中粗疏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希學界師友指正。
以下朋友，在譯者翻譯此書的過程中給予了慷慨的幫助：
美國過程哲學研究中心王治河博士、樊美筠博士，新華社駐洛杉矶首席記者薛穎女士、後現代農民哲學家安金磊先生曾爲本書的出版多方奔走； 西南石油大學石油與天然氣工程學院鄧燕副教授審讀了與石油專業有關的第18章；
本書責任編輯胡慧華先生曾是拙譯《觀念的冒險》等書的編輯，在本次編輯過程中一如既往地對譯者體貼入微； 在此，譯者向他們衷心致謝！
我爲什麽要翻譯格裏芬的《史無前例的生態危機》 ？
